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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傳真:投射在范冰冰身上的私怨與公憤
上報 2018/06/14 00:00

眼下的中國,人們陷入到崔永元式的「偷稅漏稅」舉報狂歡中,這是一種另類的國家主義變異,看似披著正義外衣下的私仇,實質已經演化為替國家利益權力主義背書。崔永元們的狂歡,除了最終的一地雞毛外,毫無疑問還對本身就空間狹小異常逼仄的中國社會管控,帶來更進一步的毀滅性打擊。

以「偷稅漏稅」 之名來報私仇的崔永元,這一段時間成為中國的核心,人們狂歡這位前央視主持人是「中國的良心,中國最勇敢的人」 ,人們更是在強烈譴責那些為富不仁的范冰冰、馮小剛們,一方面這些富人,道德上瑕疵嚴重,各種各樣的奇聞傳說,早就把馮小剛們描繪成不擇手段毫無底線的「馮褲子」 ,另一方面,本身就已經在道德上有汙點,他們賺錢撈錢就更令人不恥,而且在已經成為巨富的情況下可能存在「偷稅漏稅」,法律層面似乎存在嚴重違規。

崔永元們憤怒,窮人都在實實在在納稅,演藝圈的明星們卻在利用各種「陰陽合同」 逃稅漏稅。崔永元家裡的一抽屜舉報內容,目前正在和稅務部門合作。這場私人恩怨的舉報,火勢越少越大,席捲整個娛樂圈。

撇開崔永元的私人恩怨本身不談,因為不管是馮小剛當年的電影是否影射崔永元,這涉及到人身名譽權、誹謗以及影視創造藝術虛擬等問題,但很顯然,時隔十幾年後,崔永元的復仇並不是以他本身所相信的以「法律」名義去解決,反而是通過社交平臺上去揭黑,而這種揭黑除了在口頭上爆粗、道德上汙衊,對於私仇本身,除了崔永元的一面之詞,其他人並沒有為此回應,所以崔永元把自身的復仇轉移到公眾視野中的逃稅漏稅舉報中。

政府才是所有問題的製造者

這起私怨成為公憤,人們在狂歡,人們覺得不公,人們希望國家主義的權力機構聯手進行調查,而稅務部門也及時介入,最終中國稅務部門成為最大贏家。

逃稅漏稅這種義正言辭的公憤,在中國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幾乎所有企業和絕大多數個體都希望逃稅漏稅,而絕大多數人可能都這樣做了,只是沒說。不管是經濟學界,還是企業界,又或者是普通人,相同的共識都是中國稅負太高了。

當所有人都在利用各種辦法減少稅負時,只能說明稅負本身就是錯的,就是惡法。當所有人都在現實中想逃稅漏稅並做的話,人們為什麼會對明星的逃稅漏稅如此憤慨呢?答案並不是名義上的逃稅問題,而是人們把社會貧富差距、收入不平等都歸結於明星富人層面,人們心底最大的不平衡就體現在了仇富層面,如何解決仇富,只能利用政府,殊不知政府才是所有問題最大製造者。

這種找不到病因式的仇富,似乎把中國稅負以及種種社會問題,都歸結於富人階層,並不是說富人階層在獲利過程中沒有問題,而是主次的根源上是大錯特錯的,因為不管是稅負,還是其他衍生出的畸形現狀,本身都與國家主義的權利衝突有關,可以說,這都是國家主義種的因下的蛋。

跟稅負一樣,在沒有放開二胎政策之前,人們的生育權也是被國家主義嚴格約束的,超生需要繳納費用,中國著名導演張藝謀就為此付出了巨額罰款。

當人們討論崔永元的逃稅漏稅舉報問題時,正常來說,也應思考這套稅務制度背後的政治權利問題。(圖片擷取自Youtube)

明星們還是案板上的魚肉

這就得出了這樣一個現狀:當稅負或生育問題本身都是一種惡法時,人們是要解決惡法本身所造成的遺留問題呢?還是維護惡法的法律傳統,讓所有人在惡法面前都一視同仁?

崔永元們的舉報,很具有代表性,他們相信惡法,並不去追朔或思考惡法本身的來源,而是去追究那些企圖逃避惡法的人。

而且像稅負更為關鍵的問題是,它涉及到政府的權力來源問題,即人們所共知的「無代表不納稅」,也就是說,當人們在討論崔永元的逃稅漏稅舉報問題時,正常來說,是要思考這套稅務制度背後的政治權利問題,要思考這套現行政治制度與每個納稅人都什麼關係?到底有沒有關係?

這個答案是很嚴峻的。因為納稅人沒有政治權利,那這套體系自上而下只不過是權力者自我標榜,比如「為人民服務」 ,人民允許嗎?人民可以說話嗎?人民可以反對嗎?

再去談娛樂圈,所有的影視娛樂題材早已經被披上國家主義的宣傳導向,各種限制性措施讓人們只能看到一種「手撕鬼子」 、「戰狼」 等愛國題材的作品,明星們在這一過程中扮演者主動或被動與體制合謀的關係,明星們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但從根本而言,明星們還是案板上的魚肉,跟任何中國社會普通人來說,都是任人宰割。

可以預見的是,崔永元們的舉報除了合乎國家主義的體制要求外,對促進任何正義不僅沒有任何幫助,反而持續擴張權力的毛細血管。

※作者為中國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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