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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世界誕生之際,這個國家空前衰弱:《中國擴張》選摘(1)
風傳媒 2019/12/09 05:10

從前有個國家,位居世界中心,其地位受到遠近各方民族承認。在今天,我們稱這個國家為「中國」。

使用「國家」這個字詞其實會騙人。今天我們在地圖上立即指認「中國」的這個國家,其實存在時間並不久。在其歷史大部分時間裡,這塊朝代嬗遞統治的土地,也不認為自己是個國家,更不用說它也不會視其鄰邦為國家。不論是就地理形式或就其思想的相關性或適用性而言,它是個帝國,而且大半時間是沒有邊界的帝國──法國人會稱之為影響範圍(rayonnement)。有人會說,從來就沒有過更普世的統治概念。務實地講,對中國歷代皇帝而言,世界大略可劃分為兩個廣大、單純的類別──文明和非文明──意即有些人接受他是統治者、天子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及天朝價值的原則,另外一些人則不然──這些人就是所謂的化外之民。

在過去兩千年大部分時間裡,從中國本身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常態就是天下歸於一統,用中文來說,就是「天下」的觀念。這個詞不能拘泥字面來解釋。從很早期開始,中國就意識到遠方另有天地,包括其他偉大帝國(如羅馬)的存在,但它與這些遠方世界的接觸很薄弱,因此在經濟與政治意義上都不足為道。

中國中心主義里的四夷示意圖(圖/取自維基百科)

在中華帝國的地緣政治上,對中國而言,在天下──從這個脈絡來看,有時可解釋為「已知的世界」──最重要的是一片廣袤、熟悉的地域,包括鄰近的中亞、東南亞和東亞。在這些區域當中,中亞對華夏權力(Chinese power)近乎持續的挑戰,而且經常是公然的威脅。中國歷代的版圖有大有小,大都視漢人與其西方或西北方民族(不論是突厥人、蒙古人、滿洲人、西藏人或其他族裔)的勢力均衡變化而異動。(中國曾經兩度遭到來自這些文化的入侵者之統治,一是一二七一年至一三六八年的蒙古人元朝,另一則是一六四四年至一九一二年的滿洲人清朝。)

在地理上,我們往往把海洋視為障礙,有效地將國家、區域和各個大陸隔離開來,而在遠古時代,更是幾乎使它們彼此孤立。但是東亞海岸以溫和銜接的月彎形,從朝鮮半島向南延伸到麻六甲海峽,更典型地扮演起華夏文化和聲威、華夏商務,乃至華夏權力的傳送帶,雖然只是偶爾才傳送硬權力。至少從唐朝(六一八-九○七)開始,直到一九一二年中國結束王朝嬗遞統治為止,在某種程度上,這個海洋區域的人民經常順服中國,承認其中心地位,鬆散地追隨其領導。

華夏權力以這種方式運作,支撐起人類文明最了不起的一種國際制度──有時稱為極其鬆懈的獨特形式,而中國以這種另類間接的統治方式治理相當眾多的人。這種描述未必恰當,因為中國與其東方鄰國的關係就有一些重要的變化,包括接觸與服從上的強度不同。然而,在這個十分有彈性的大中華和平(Pax Sinica)的根基下,有一個基本的假設前提相當合理地保持一致性:接受我們的至尊地位,我們將賜予以政治正統地位發展貿易夥伴關係──以現代國際事務語言來說,提供某種範圍的公共財(public goods)。這些公共財包括巡守海上公共領域、調停糾紛,准許接受中國近乎普世、以儒家精神為基礎的學習制度。在這個區域裡的核心國家,如朝鮮、越南和日益交惡的日本,中華價值、中華文化、中華語文、中華哲學與中華宗教,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中都被視為基本的參考架構,甚至是普世的標準。

這裡所謂的「制度」,即西方長久以來所謂的中國朝貢制度(但中國人從不這麼認為)。這段期間可以上溯至漢朝(西元前二○六年-西元二二○年),中華帝國範圍內的民族定期派出「使節」,向中國皇帝行禮儀上的臣服。中國朝廷則透過賞賜方式賦予貿易權利,代表極大的恩惠,以作為雙邊關係強大的潤滑劑。中國人提到這種制度時,其語言文字往往充滿委婉而自大的言詞,經常把這類今天稱為外交政策的工作說成是「理藩」。

唐•閰立本《職貢圖》(取自百度百科)

十九世紀有一段記載:「為了控制野蠻人,聖賢之君在他們來(入侵中國)時,要懲罰和抵制他們,在他們離去時,要有準備和戒備。如果被中國文明所吸引,他們會來朝貢,他們會受到禮遇,並維持鬆懈但不切斷的關係,因此若出了岔錯,其咎也在他們。」

在這個制度下,中國皇帝透過賜封方式承認外國領袖的頭銜。即使他們坐上寶座,馴服的進貢國新統治者仍需安於儲君的頭銜,靜候天朝皇帝賜下冊封詔書,以免冒犯禮儀。

這件事有多麼嚴重,西元前二世紀一則發生在越南的故事是最鮮明的例子。當地的土王妄自尊大地在自己國家自封為皇帝,漢文帝的反應極為快速、明確。他下詔指責越南君主。南越國王的回應只能說極盡謙卑之能事,承認「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來自中國的反彈可從兩個層面來談。再明白不過的是,這是在其本國內直接的聲明,大漢皇帝不會縱容任何人與他並肩而立。除此之外,中國也發出這樣的訊號:當覺得其中心角色或重大利益可能受到挑戰,中國決心到世界任何地方去干預。我們看到,一九七九年,也就是距離上述事件逾兩千年之後,中國發動侵越戰爭,仍是強調這個重點。

事實上,中國在前述事件後幾個世紀裡,曾多次出兵攻打越南,直到今天仍影響中越的雙邊關係。但是,動用武力遂行意志不是好辦法。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曾經寫道:「任何霸權秩序都是一樣,(朝貢制度)以軍事力量做後盾,當制度運作良好時,當涉及政治、經濟互惠的原則時,會允許長期的和平互動。」

一般來說,朝貢制度使中國的貿易讓利及不斷接待來訪外國使節團的費用,遠遠超過它和這些周邊小型社會商務往來可能獲得的收益。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此一制度對中國皇帝在國內的政治價值。鄰邦統治者獲得中國皇帝的承認是十分重要的,中國歷代皇帝得到四方外國人定期遣使叩頭,以示臣服其道德威望與權力,也十分重要。換句話說,當其他人願意恭順地向皇帝跪拜,他便可向國內證明他具有無上的道德權力,套句老話,他具有天命。這個思維在中國帝制時期接近尾聲時,與朝代初建的漢朝一樣,一路世代相傳。當英國在十八世紀末期臻至全球大國巔峰,派出使節團到中國,試圖站在平等立場與大清建立關係,乾隆皇帝破例允許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到北京「朝覲」。經過九個月的海上航行終於抵達中國,英方赫然發覺,往北京的路上掛滿大字旗幟,宣布這個歐洲人使節團是來向皇帝朝覲。沒錯,乾隆皇廷昭告民眾,愛爾蘭裔的使節團長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是英王王室成員,遠渡重洋來此「接受文明」。

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年-1806年)(圖/澎湃新聞)

著名的哈佛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研究朝貢制度,他寫道:「大部分朝代在內亂外患雙重打擊下滅亡。因此每個政府都承受極大的壓力,要讓其對外關係吻合這個理論,確立他們統治中國的權威。」

這個思想的精髓甚至延續到當代的中國政治思想當中。二○一五年北京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緝思寫道:「打從『新中國』一九四九年建立以來,中國的外交及內政政策都服務相同的目標:維持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國內政治安定。」

在今天,西方國家很少人理解,大家視為理所當然的「國際制度」其實是晚近的發明。它形成於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中葉,就在中國受到其他國家壓制,以及它所支持的秩序、與回過頭來支持它相當長久一段歷史的秩序開始被取代之時,才開始拼組起來。

在現代世界誕生之際,中國正墜入其相對區域力量及影響力的最低點。中國長久以來的常態是,對它的價值與倫理、本身的文化,及本身無可置疑的中心地位,毫不動搖地堅信具有持久的普世性。新的西方式全球普世性,卻不是依據預設的世界自然階層,以中國為頂峰,而是假設清晰界定的國家一律平等(至少在法理和理論上如此),其立足點是猶太-基督徒的理念和體制、選舉民主普及化、公開貿易,而非經過管理的朝貢交易,甚至是快速出現的國際法體制。支持所有這些言之成理概念的當然是西方列強,到了二十世紀,就是美國的大國力量。

長久以來中國本身運作成功的國際制度,以及幾乎不受挑戰、天經地義的文明標竿地位,必然要改變,轉為它很難接受的大降級。然而,西方人卻忽略了,在過渡到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世界的殘酷環境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勢卻是空前的衰弱,以致對當今之世的常態產生不尋常、深刻的愛恨交織心理,而今中國國勢日益強大,每過一年,這種感覺就日益明顯。

《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立體書封(遠足文化)

*作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曾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遠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