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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韓國霸凌結構讓「N號房」心安理得作惡

    上報  2020/04/25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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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漩渦與階級壓迫:從「N號房」性醜行說開去

    月前,韓國「N號房」性剝削引發熱議,《韓民族》記者金浣接獲爆料後潛入若干Telegram群組中,發現內含大量未成年女性被迫拍攝淫亂影像的內幕,群組內的醜行得以大規模可見的曝光,引發超過百萬人要求懲治加害者、公布群組人員身份的聯署。

    面對「N號房」這樣駭人聽聞的性醜行時,閱聽人會直觀地感受到施暴者殘忍與惡心,由此形成兩種歸因思路:第一種是普通人不可能做出離奇的惡事來,只有特殊的人才能作特殊的惡,博士趙周斌和八個群組中的觀眾本身心理變態,是隱藏在眾人中的「惡之華」;第二種是作惡環境壓力和條件的產物,人性本不善或本惡,只是在一般情況下,人性惡的傾向受到約束,而當外在約束力在匿名化的Telegram上趨於零時,個人的罪孽感便可能被消除,致使行為毫無底線,基於既定的心理傾向,展現出極端的惡。

    而第一種解釋不難遇到這樣的困境,為何韓國性侵害如此多發,如此殘酷:1950年代的基地村,1980年光州事件中的性暴行,1985年權仁淑性刑求案,1986-1991年華城連環殺人案,2002年光州聾啞學校事件,2006-2008年軍浦女性被殺案,2008年趙鬥淳事件,2009年張紫妍事件,2016年首爾江南隨機殺人案,2018年具荷拉之死、素顏革命引發惡評、作家高銀、導演金基德、政客安熙正的性騷擾爭議,2019年勝利夜店性招待醜聞、雪莉之死、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引發惡評攻擊……如此種種,不可勝數,韓國女性地位和經濟地位不相匹配,與產業化與民主化軌跡相似的台灣相較,性別落差更顯突出。

    歷史的遺緒

    事實上,韓國「男尊女卑」的性別結構經歷了漸次的歷史變化。三國時期,母系氏族遺風猶在,女性在經濟活動(紡織業)中發揮巨大的作用,家庭與社會地位不低,新羅歷史上甚至出現三位女王,高句麗、百濟女性在行動和婚姻上也有相當的自由選擇權,女性也不需要守節;統一新羅時期,男女也都可以當戶主,沒有特別的戶主制度。

    高麗時期,家父長制得以強化,女性不能做官,開始有守節方面的約束,男性對土地有優先繼承權,但女性在出行、戀愛、結婚、離婚、改嫁方面尚無嚴格的約束。高麗末期,土地兼並現象嚴重,大部分土地集中到佛教寺院和兩班貴族手裏,威脅王朝的統治根基,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另一種意識形態來對抗佛教,這讓理學(新儒學)興起,佛教式微,在理學的影響下,女性開始在婚姻生活等方面受到約束。

    之後的朝鮮王朝則奉儒學為官方意識形態,家父長制由此得以得到空前強化,從氣本論演繹出內外法的道德規範,男性被視為家庭支柱,女性則是從屬於家庭的一部分,負責傳宗接代。「三從四德」、「男女授受不親」,兩性分工與尊卑分明,大眾對女性的審美期待也固化為溫婉嫻淑的深閨女子形象。

    至近代開化期,基督教和東學思想在韓半島匯聚,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女性意識的覺醒,部分女性開始參與社會活動;及後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當局在婚姻、教育、財產上都賦予女性權利,如從法律上規定一夫一妻制,允許女性入戶籍,承認女性的離婚和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

    1919年,三一獨立運動爆發,後啟發中國五四運動,兩場運動都推進了文化發展,不同的是,中國走向反傳統的文化革新,而韓國則尋找過去的傳統,在韓國民族主義的指引下催生文化啟蒙運動,注重發掘韓國傳統文化,樹立本民族的主體性。此外,殖民時期日本的文化強植反向強化了戰後韓國對儒教信仰與保護的態度。

    由此,儒學雖歷經日本、美國和基督教文化的衝擊,卻依舊是形塑著韓國社會與家庭秩序的主流思想之一,東亞諸國中,日本有明治維新,中國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台灣則有五四之父胡適、五四之子殷海光等隨國府來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韓國在近代化軌道中則未嘗系統性地檢視文化傳統,從而使父家長制的等級觀念潛存於民族的心理意識中,成為男尊女卑的文化土壤。

    韓國在近代化軌道中未有系統性地檢視文化傳統,從而使父家長制的等級觀念潛存於民族的心理意識,從而成為男尊女卑的文化土壤。 (湯森路透) 問題的癥結

    和台灣類似,戰後韓國也經歷了進口替代至出口擴張的歷程,女性為產業化提供的大量廉價勞動力,長期在諸如服裝、食品等輕工業領域從事勞動密集型工作。為出口增長作出巨大貢獻的女性工人卻長期遭遇到勞動報酬低、工作時間長、條件惡劣甚至監工的性騷擾,終於引爆集體抗爭,連綿的抗爭從提高待遇為訴求的工運逐漸擴展至反對軍事獨裁的民運。不過,七〇、八〇年代的婦女運動與婦女團體更多的是作為民主運動的一部分,如反對警察性侵女性的抗議者將性侵視做政府壓制民主的手段,而不單單是特定針對女性的性侵。從殖民體系下的獨立議題到軍事獨裁體制下的民主議題,女性的主體性被有意無意地埋沒。

    九〇年代民主化轉型之後,婦女運動從民主議題逐漸剝離,開始在教育、就業、健康、參政等方面提出更多針對性的訴求,強調女性身份與性別結構,推動相關法律的訂立、修改與廢止。幾乎同一時期,財閥大舉擴張,業務甚至擴展至難以兼顧的程度,造成大量的不實銀行、不實企業、不實債務,在1997年導致經濟危機,後接受IMF的援助協定紓困。1997年底,金大中當選總統,大刀闊斧夫地推行新自由主義導向的經濟改革,包括解散經營不善的企業集團、出售與清算沒有經營價值的企業,政策讓韓國經濟復蘇的同時,也留下企業大批倒閉、失業人數高企的後遺症。

    為了緩解用工制度的僵化,韓國修訂了《勞動基準法》、《雇傭調整制度》、《工人派遣制度》,用自由雇傭制度取代終身雇傭制,包括計時、臨時、派遣工在內的非正規職業數量與規模不斷增加。用工制度地激變也導致兩性心態的異動,老一輩的視女性為弱者,年輕一代的則視女性為競爭對手。

    進步派金大中總統任內也致力於提高婦女地位,訂立了《家庭暴力犯罪處罰特例法》、《家庭暴力預防和受害者保護法》和《反性別歧視與受害人援助法》,夫人李姬鎬也是韓國第一代女權運動家,對金大中政府組建女性部貢獻良多。婦女地位提升加之義務兵役制度的持續,成為年輕男性敵視女性與女權的心理誘因之一,他們認為女性欲求不滿(不滿足於性別特權還試圖獲得更高的地位),女權是對男性地位的挑戰,本身正義的平權改革遭到父權社會下既得利益群體的反撲,許多關於女性的成見與標籤因此涌現。

    此外,兵役制度和軍旅生涯本身也是強化男子氣概與性別劃界的天然場域,男性之美被約定俗成為粗獷、陽剛,相對地,女性之美則被固化為細膩、溫柔,這也使得性別的鴻溝加深。韓國兵役制度比台灣殘酷不少,台灣服役年限自千禧年來不斷縮短,韓國2018年兵役改革後,年限最短的陸軍也得服役18個月。比起時間,更駭人的是層出不窮的軍中霸淩,韓國每年不知要發生多少起洪仲丘事件,不時發生士兵不堪上級虐待憤而行凶的悲劇,2017年還被爆出「同志軍人獵巫」。

    經濟危機之後,韓國以「文化立國」為國家發展策略,1999 年,韓國國會通過「文化產業促進法」、「文化產業振興基本法」,從政策、法律、財政、基建等多方面支援文化產業,其中一個突出的成就即為寬頻的廣泛布建;此外,韓國智慧型手機比率也位居世界前列,而網際網路的低門檻、匿名性和跨地域客觀上為性別衝突提供了平台,性別衝突在網路尤其是社群媒體上重開戰場。每每遇到涉及性別議題的突發事件,兩性對立的情緒便快速攪動、發酵,女性會認為司法體系不作為乃至偏袒男性,被披露出來的性戲弄、性醜行僅是冰山一角,需要持續的發聲和社運來扭轉根深蒂固的性別結構;而男性也不乏委屈,在尊重女性成為政治正確、#MeToo運動風潮席捲的之際,有時對男性的批判乃至審判基於女性受害者的一面之詞,使運動被污名化為逆向歧視乃至男性獵巫,韓國#MeToo運動中,有位39歲的企業主被控襲臀遭判6個月監禁,審理卻仰賴被害人的單方面指控,該案件連同#MeToo運動激起了男性強烈的憤慨。社群媒體情緒動員使得兩性敵視情緒更難化解,加深了男性對性別平權的成見,而在男性實質占優的情勢之下,女性更難讓脫離性別劃界帶來的宰製。

    2019年3月,南韓歌手鄭俊英涉嫌偷拍、散布性愛影片。(美聯社) 性別背後的權力與階級

    不同於台灣的多元族群,單一韓民族的人口構成,成為形塑集體主義秩序的環境因素,這種集體主義,也恰好與儒學「尚群」的價值相匹配,成為儒學在韓半島地位穩固的原因之一。而儒學是以西周宗法制為藍本演化成的倫理學說,宗法制下的社會以家庭為中心,家長具有絕對的權威,其他人負責服從,要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婦有別,並希望各種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相親相愛、和諧融洽。家庭和社會整體結構按血緣的遠近親疏區分上下貴賤等級,因而父家長制和等級制密不可分,父權的合法性來源於等級制。等級順序為高低排列,上位者占有更多的資源,對下位者具有支配權。當

    下位者成為上位者之後,他(她)依然會用原本的方式凸顯自身的威權,維持人與人之間的等差,這樣的等級制也在韓半島延續了千百年,在新世紀依然保留了相當程度的傳統底色,「甲方的橫暴、乙方的眼淚」,這種權力結構日積月纍成為形形色色的霸淩(家庭、軍隊、校園、網路、職場)最深厚的土壤,當性別的元素流入其中,這種「甲乙關係」就演變成強勢者壓榨蹂躪弱勢者的悲劇。

    並非歧視、厭女歧視本身導致了性別的差等,性別的差等反倒是這種穩固的權力結構的表徵。具體而言,反思「N號房」事件,不單單關注駭人聽聞的施虐手段,更要審視「N號房」內博士-觀眾-受害女性的微觀權力結構,「性」反倒是非法「剝削」結構中上位者對下位者表達方式。

    加害者手段與受害者特徵上,根據各方報導披露的案件細節,「博士」慣用佯裝提供工作機會的方式誘導家庭經濟相對不寬裕的女性上當,已確認的74名受害者中包括16名11歲至16歲不等的少女,這一時間段的青少年社會閱歷有限、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從身份特點反推,不難發現被害者群體的家庭支援相對薄弱,加害者吃準受害者不敢聲張乃至羞於啟齒,受害者對於加害者性剝削難以反制,使後者有恃無恐。

    旁觀者的角色上,「N號房」的會員當然並非如其所聲稱的那樣無害、中立(只是付費看片),實質上,旁觀者在擴張、固化加害結構上的影響更甚於核心的加害人。近萬名會員的付費閱覽為「博士」提供了經濟來源和繼續作惡的動力,會員透過閱覽施虐影片得到支配異性的快感,且會員同時也要對內容有貢獻才能獲得「留住資格」,沒有旁觀者的需求與金錢,剝削結構難以擴張至如此駭人的地步。

    社群平台上,在密閉的空間內「N號房」聊天室基於匿名化的Telegram平台上,助長了剝削去人性化和去個人化過程,促使「博士」和會員在匿名化的安全錯覺下持續虐待行為,消解個體的責任感。

    韓國性別霸淩的縮影

    極端殘酷的「N號房」其實是韓國性別霸淩的縮影與總成,為此,我們不要就事論事地去看待「N號房」的性剝削事件,而是把它看成數位時代性別霸淩的一個例證,這種性剝削不單單是個人的極端殘忍與邪惡,歸根到底是一種結構之惡,霸凌結構使人心安理得地作惡。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形形色色的壓迫體制當然不會因為政策法令的更新而迅速消失,但尋求局部的、漸進的改善仍然可為且必要,要對這一點加以改進,除了訂立新法、提高量刑嚇阻同種類犯罪之外,還要完善易被霸淩群體(尤其是青少年群體)的家庭和社會支援系統;檢視與反省習以為常、熟視無睹的散落在家庭、學校、職場、軍隊的父權遺緒(如男職員自以為風趣的鹹濕笑話,男生不應該戴粉色口罩的性別成見);導正偏狹、落後的性教育理念,使學生具備性別平等意識,這都是未來性別文化亟需補正的具體方向。

    ※作者為中國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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