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念平台-矯正貧富不均,當應落實財稅正義 | 焦點新聞 | 20221114 | match生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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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平台-矯正貧富不均,當應落實財稅正義
中時新聞網     2022/11/14 04:10
 眾多主流經濟學者重視資源配置效率與經濟成長,對於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問題,一向並不重視與多談,甚至認為不是經濟學的研究範圍。由於追求「均富」與經世濟民,就是發展經濟的根本道理,在追求富裕之際,又豈能忽略分配不均問題。

 在人類邁入二十一世紀後,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這個長期被經濟學界忽略的課題,近年來透過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價》、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的《扭轉貧富不均》、賽斯(Emmanuel Saez)與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不公不義的勝利》等重量級學者一系列專書出版,似已引起有識者關注。

 他們長期觀察法、英、美等國百年來財富與所得分配資料,無論從最高1%的人之占比或是從吉尼(Gini)係數可知,隨著經濟發展的時間過程,均呈現「U字形」曲線關係。尤其是財富分配問題,並不因財富構成內容隨時代從傳統的房地產、黃金、珠寶擴大到金融資產、智慧財產等而改變。

 回顧18、19世紀的西方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及運作結果,造成資產階級坐擁財富,不人道的壓縮工農階級使其難以維生,貧富對立成為社會革命的溫床。1789年法國大革命及1917年俄國革命,就是因為財富極度分配不均,童工、女工、社會底層受到嚴重剝削,職場災害不斷,官商勾結與貪污腐化,達到人民難以忍受地步的結果。人類或許會記取教訓、推動改革,然在經濟持續穩定成長後,資本累積與財富集中,又會引發分配不均問題。

 依據阿特金森、皮凱提、賽斯等人的時間數列統計資料,在一次世界大戰前之1910年,財富在前1%階層的占比(資產分配)達到高峰,例如英國高達70%,法國及瑞典也達60%,美國為45%;財富分配不均的確替革命及動亂發出邀請函。而後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共產革命、經濟大蕭條,以及194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課徵高度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明顯改善所得與財富的分配。然自1980年代自由化、國際化的發展,以及21世紀全球化的加速,各國稅率的逐底競爭,所得與財富分配又開始惡化。至2010年時,財富在前1%階層的占比,英國已達30%,瑞典為20%,法國為25%,美國則是35%。

 就台灣的情況言,國內學者連賢明等,透過2004-2014年的財產登錄資料,觀察台灣的財富分配,發現財富吉尼係數為0.79;前10%與前1%富豪的財富占比,分別約為62%與23%。筆者透過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可知,此一時期所得分配的吉尼係數約為0.34。可見財富分配不均度為所得分配不均度的兩倍以上。基於該文觀察財富分配的期間過短,看不出其受重大經社制度與事件的影響程度;然其若與1950-1980年台灣創造高成長而又分配均平之「經濟奇蹟」時期相比,可推知在分配正義上有惡化現象。究其原因,可能受到全球化資本主義衝擊、知識經濟時代來臨、繼承造成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以及財稅重分配功能不彰的影響。

 由於分配不均摧殘底層人生計,影響社會安全,就如同國防安全一樣,具有公共財性質,故而政府實有介入的必要性,財稅政策自當扮演適當的角色,透過教育普及與經濟發展,全面提升勞動者生產力,增進社會階級流動性;有效推動社會安全與福利制度,改善窮人及弱勢者生活與福祉。並且加強對富人課稅,矯正分配不公,緩和財富世襲問題。

 追求財稅正義,防止稅率向下逐底競爭,翻轉不公不義現象,當然是必須努力的方向,但也切忌矯枉過正。尤其在課稅方面,追求垂直公平必需以水平公平為基礎,無論是合法的租稅優惠或非法的租稅逃漏,造成稅基侵蝕,首當努力取消與有效防堵。關於所得稅及遺產稅率之累進,是否如阿特金森等之建言,回到1980年代以前最高稅率在60%以上,則應在公平與效率間取得平衡,審時度勢,慎重評估,避免拖累經濟發展。至於在全球化政經關係下,主要國家若能協同一致的課稅(包括全球所得稅、財富稅或資本稅),台灣當需扮演積極配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