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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界需要更多的媒體監督
上報     2024/05/27 12:37

在上個月掀起國安局、國防部軒然大波的國防部長邱國正兒子買春醜聞,在很短的時間內隨即回復平靜,差不多同一時間,在2019年爆料在國安特訓遭到長官性騷擾,甚至惡意汰訓的女性文職特考退訓學員,因為洩露長官真實姓名而被依《情工法》起訴,近日二審依然被判處有罪。

這兩則新聞看似時間、情節各異,然而今日作為第四權的台灣媒體在面對這些牽涉到情報界,特別是涉及到國安局的事件,表現的處理態度卻是令人失望的。
為何不敢深究案件內情?

以最近的邱國正部長兒子買春醜聞為例,當一些觀察家指出內情並不單純,有關單位不能不了了之,但是從平面媒體到新媒體,似乎都迴避深入報導此一事件,最明顯的跡象就是坊間雜誌長達數周以來,未見到對於此一事件的深入追蹤報導,同樣的情況也見於其他主流媒體。

再者是2020年浮上檯面的年國安特訓性騷擾、霸凌疑雲,在當時時任國安局長的邱國正聲稱「絕對不會吃案」之後,不但數年後仍未見到國安局公佈調查結果,國安局跟調查局甚至曾以《情工法》為由大張旗鼓的起訴在網路爆料的文職特考退訓者,而主流媒體從未想持續追究此事,甚至去脈絡化的報導,使公眾認為爆料者是「白目爆料」而「咎由自取」,讓人為之搖頭。
台灣媒體並未充分善盡第四權的責任

近年來關於情報界的內部醜聞,如軍情局前局長羅德民的爭議、國安局公關室人員指稱奉該局高層指示交好民代,卻在事情爆發後遭到記過調職的不公平處置等等,台灣媒體界並未持續針對這些事件以及背後延伸議題作深入的追蹤報導,任由事情不了了之。

由於情報界的特殊性質,外部監督如監察院、國會都有其局限,特別是情報界內部監督往往受制於內部桎梏未能發揮功效,越高層級的情報機構如國安局就越是如此,過往國安局曾出現兩任政風處長在內鬥、黑函攻訐下被迫掛冠求去,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因此前述爭議事件是否能在體制內管道得到公平處理、檢視,是令人質疑的。

而能夠作為有效監督的台灣媒體,卻因為台灣情報界的敏感性、淺碟式的心態等因素,而未能深究相關問題,著實讓人感到失望。
情報界內部監督往往受制於內部桎梏未能發揮功效,越高層級的情報機構如國安局就越是如此。(本報資料照片)
前述情況顯示出台灣媒體在面對情報界的內部問題上,並未充分善盡第四權的責任。

至於國際媒體,在面對情報界的態度是否跟台灣同業的表現一樣?不妨看看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甚至俄國的例子。
美日等國媒體如何處理相關議題

先從美國開始說起,自去年爆出「Me Too」性騷擾醜聞的美國中情局,今年4月美國媒體報導,指控遭到權勢性騷擾的多位中情局女性職員在集體向美國國會申訴,然而這些吹哨者也面臨遭到打壓,甚至因為挺身作證而被中情局惡意解雇,美聯社對此事件作了深入的調查報導,而不少美國主流媒體新聞節目如「News Nation」也訪問相關人士作詳盡報導。

更不用提過往美軍士兵曼寧涉嫌洩密Wikileaks、NSA員工斯諾登爆料「稜鏡計畫」、前美國空軍分析員海爾(Daniel Hale) 主動向媒體洩漏無人機行動報告等知名事件,美國主流媒體並未因為這些事件的高度敏感性而縮手。

至於相對保守的日本媒體界,《東京新聞》記者望月衣塑子因為積極調查、加上不斷公開質問涉及時任日本總理安倍晉三的相關醜聞如山口敬之、森友學園等事件,甚至揭露日本內閣情報調查室涉嫌想暗中壓下醜聞,遭到打壓。儘管議題敏感,仍然有不少日本媒體人跟進報導,質疑時任內閣情報官的北村滋是否試圖掩蓋這些醜聞。望月衣塑子將相關事件改編的小說《新聞記者》被改編為影劇,引起日本國內外矚目。

即使是長年處於普丁鐵腕統治的俄國,在相對開放的梅德韋傑夫時期,當時仍身處俄國國內的俄國記者索爾達托夫(Andrei Soldatov)、博羅岡(Irina Borogan)將多年來在獨立新聞網站「Agentura.Ru」報導俄國聯邦安全局(FSB)內幕的新聞集結成書,出版《新貴》「The New Nobility: The Restoration of Russia's Security State and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KGB」(中國翻譯書名為《誰在掌控俄羅斯?:普京與俄聯邦安全局的權貴之路》)一書,披露俄國聯邦安全局貪腐、法外處決、打壓媒體的內情。

從前述國家媒體面對情報界敏感議題的處理態度,無法不讓人反觀面對情報界問題處處表現出淺碟、溫馴的今日台灣媒體。

這不禁令人質疑在今年「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自由指數高於美日俄的台灣媒體界,是否表現出能夠配得上第27名的「模範榜樣」呢?
台灣媒體過去不是這樣的

回顧的台灣媒體,在處理相關議題的態度不是像今天這個樣子,《壹週刊》在2002年獨家報導「國安密帳」引起包括情報界跟政壇強烈震盪,在國安局要求下,《壹週刊》總部遭到檢方搜索,國安局還指揮調查局對報導此一新聞的《壹週刊》記者謝忠良、朱明進行長期監聽,並對其他想跟進報導的記者如《中時》的呂昭隆施壓,然而相關媒體頂住壓力,並且得到媒體同業的支持,最終國安局的企圖並未得逞。

在2013年,《風傳媒》爆出國安局李姓高階官員在德國站站長任內涉及洩密疑雲,引起公眾譁然,時任國安局長蔡得勝雖然在接受立委質詢時,極力否認此事為真,甚至公開表示「是敵人的謀略作為」,但是也回避是否要提告該媒體的詢問。

由前述例子可知,顯示出只要有紮實的報導跟查證,層級高如國安局即使動用公權力進行打壓,也未能壓制媒體的報導。

過往面對情報界議題,特別是更敏感的國安案件,台灣媒體並不欠缺勇於衝撞的勇氣,然而近年卻少見這樣的勇氣,為何如此,值得媒體界和公眾省思。
結語

媒體對於這些情報界的內部問題深入報導,並不是刻板印象的「扒糞」,甚至刻意洩露國家機密,而是讓公眾了解到今日情報界存在的內部問題,如內鬥、軍文職差別待遇、管理文化、轉型正義等等,進而督促當局做必要的糾正和改革。

吾人深切期盼,未來台灣媒體在面對情報界的議題上,能夠展現出更多勇於探究的勇氣,引領公眾深入檢視今日情報界的問題,進而成為情報事務革新的推力。

※作者為情報體系觀察者 情報學在台灣仍備受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