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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與官員的互利關係:《低端中國》選摘(2)
風傳媒     2021/04/16 05:00

鴉片這個角色從東莞退出之後,舞台上現在換上來的是另一種「壞東西」,那就是娼妓業。蓬勃的娼妓業使東莞博得了「中國性都」的稱號,而這裡的娼妓業之所以如此發達,主要是拜台商所賜。台商大部分都把老婆留在台灣,自己過來東莞。他們的老婆住在海峽另一邊的台北、台中等城市。大量台商,估計大約有50萬人聚集在這裡,為了供應他們的種種需求,很多基礎設施因應而生,其中包括一部分風化業,幾百家三溫暖為台商提供一種按摩服務,也就是年輕女子將按摩油抹在乳房上,然後在客人身上磨蹭。

從事這個悲慘行業的女人、女孩子數以千計,他們其實都是從中國各省來的外地人。東莞台商的子女,如果有跟過來的話,上的是台商自己的國際學校(但是習近平上來以後便開始禁止台商子女使用台灣的課本,必須使用中國那些充滿政治宣傳的教科書),看病有台商專屬的醫院,想吃什麼有「小台北」飲食街。在「小台北」窄窄的一條街上,兩旁的餐廳、小吃店販賣珍珠奶茶、牛肉麵等餐點飲品,人行道上有幾間像台灣到處可見的那種販賣檳榔的玻璃亭子。檳榔是一種核果,抹上石膏放在嘴裡咀嚼,可以提神;人行道地面上到處可見血紅色檳榔汁。

東莞市中心高價精品街東城區矗立著一座「東莞台商大廈」,樓高289米,層數68層;始建於2008年,中途歷經全球金融危機,出口廠商受到嚴重打擊,致使建程停頓,拖延多年之後才在2013年落成。剛落成的台商大樓比當時東莞次於它的高樓高倍有餘,第6、7層是台商協會的辦公室,有一座中國式空中花園,花園入口是中國傳統的圓拱門,走進去之後是一方水池,池裡養著錦鯉,池邊種了一排竹子。

一天上午,我跑來這裡找老朋友樓達人,英文名字叫Hayes。1980年代他住在蒙大拿州小鎮蘇必略(Superior),協助朋友經營安全帽工廠。Hayes這個名字是那時候取的。1990年代初他跟著工廠搬遷到東莞。他苦笑著說,住在洛磯山脈那幾年真的很辛苦(我本身就是蒙大拿州人,所以我們雖然在那裡並不相識,但是在這裡卻成了他所說的「蒙大拿來的老朋友」)。身高6呎3吋的Hayes在那裡最先碰到的考驗是當地一個人對他有種族歧視。這個人一直以為他是美國原住民(Native American),後來聽到他講英文很流利但是有中文腔,才知道他不是。還有一次考驗是他為了抵禦蒙大拿的寒冬,沒問清楚就買了一件粉紅色的大外套。他穿這一件外套出門,立刻召來了幾個人訕笑。不過以他那高壯魁武的身材,他立刻震囁了那些人。

他現在是台商會的名譽會長,是住在東莞最久的台灣人,台灣人社區當中私下公認的有力人士,又是《台商》月刊的編輯。我等他開完會,等一下我們要一起吃飯。他把我領進台商辦公室的「展覽室」。展覽室牆壁上掛滿了大幅照片,都是歷任會長和來訪政府高官的合照;一張張桌子、檯子上面擺滿了精緻的花瓶、瓷盤,各界人士送這些東西來表彰台商協會對東莞經濟的貢獻。

我後來才了解,這一間展覽室是東莞台商和當地官員之間緊密關係的華麗「門面」。他們以各種方式表現這種關係,有時候很煩瑣,有時候很齷齪;前者譬如舉辦花瓶敬贈儀式,儀式之後繼之以有燕窩、魚翅、各類海鮮等菜餚的宴席;後者如宴席之後去三溫暖、卡拉OK「續攤」(去卡拉OK玩,一般一開始都是叫十幾個小姐出來排排站,讓男性客人挑選,選出來的小姐就是男客今天晚上的「伴」,要陪他喝酒,唱歌,有時候還有其他)。台商和官員進行這種交誼,交換的東西其實很簡單:台商、港澳商因為其原來所在地工資調漲或是政府實施環保的新規定,所以把工廠搬到這裡來繼續賺錢。官員呢,官員要的也是錢,方式是台港澳商把每年營收的一部分交給當地稅捐機關,要不就是直接賄絡官員,讓官員批准工廠擴建或對違反勞動法規的案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種互相利用的關係能夠成立,主要是依靠源源不絕的溫馴農民工勞動力。在把台港澳商吸引到珠江三角洲的種種因素之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低薪勞工,這一點當地高幹太清楚了。2008年,當地勞工就業局奉命實施新的勞動合同法,這些官員頓時不知所措。他們當然希望農民工賺的錢要讓生活過得去,但是如果照新規定付給工人加班費,多年來的官商同盟就會受到影響。大部分農民工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常常連續幾個星期沒有休假,一個月所得不過幾十美元。這就是工廠那些經理要的。一次採訪中,東莞本地一名女性勞動官員笑著對我說:「我們必需確保我們的客戶廠裡有工人,不用給高得不合理的薪資。我們對他們的要求要合理。」

春絲(音譯,Chun Si)企業皮包廠製造的皮包在沃爾瑪(Walmart)有銷售。這家企業一開始是設在澳門,十年後鑒於工資上漲,於1990年遷廠到大陸。這個期間,有成千上萬的港台澳廠商和他們一樣因為原所在地工資上漲而遷廠到中國,其中大多數落腳在珠江三角洲。春絲皮包在珠江的西邊,也就是深圳和東莞的對岸,開了兩間工廠,一間在珠海,一間在中山市。中山市這一間距離中山市種滿棕櫚樹的美麗市中心大約45分鐘車程。珠海隔海與南邊的前葡萄牙殖民地澳門相望,而現在的澳門已經變成全世界的博弈聖地外加洗錢中心。

春絲皮包遷廠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這時候也有很多製革廠、扣件廠商開始在這裡設廠,春絲皮包就這樣連接了皮包製造業迅速擴張的供應鏈。像春絲皮包這種低端製造商,搞一點旁門左道乃是生存所必須,壓低那些弱勢農民工的薪資是其中一種很容易執行的方法。很多生產出口公司都有一套剋扣員工薪資的規矩,春絲皮包也不例外。他們對工人設定了一套收費、扣錢、罰款的制度,目標無非就是盡量減少公司付給工人的薪資。這一來,工人的實薪原本就已經很微薄,現在又給扒了一層皮。

從工資上榨出利潤

工人應徵工作一經錄取,第一天就要交100元人民幣(約12美元)的登記費,這一筆錢不退。春絲企業每逢雇工旺季,譬如農曆春節過後,就故意多錄取工人;這是他們的搖錢樹。工人一多,常常要兩人睡一張床,廠裡的生產線也無法容納全部的工人。有個工人以前在這裡做過,他告訴我說,這些多餘的工人一辭職,他們之前交的登記費就進了管理幹部的口袋。新進工人除了要交一百元人民幣登記費,還要預繳兩個月的伙食費、住宿費,第一個月的薪水則是照例延遲發放(應該是為了降低工人的高流動率)。任職不到60天離職,還沒有用到的伙食費、住宿費由廠方沒入,已做的工作不發薪水或只發部分薪水。

想要待下去的人,廠裡還有一堆規定要你遵守,違反規定者會罰款數美元至十美元不等。上廁所太多次、和同事交談、忘記配戴工作證、未經允許擅離廠區—這一點最嚴重等等都違反公司規定,必須要扣薪水。廠裡的警衛、管理幹部可以分到一部分違規罰款,所以他們告發、檢舉的動機很強。春絲的工人即使經常整天在生產線上工作,由於他們是論件計酬制,每做一個手提包只賺到幾毛錢,所以大部人都要很拼命才有辦法維生。一名矮小黝黑的農民工以前在春絲做工,現在在工地做粗重的工作,賺的錢比較多。他氣憤的說:「我們經常做到晚上11、12點。第一個月他們不發薪水給你,你要自己先繳兩個月的伙食費、住宿費。大部分人靠論件計酬每個月只賺90到100元。第三個月以前,你一個月只拿到3、4塊人民幣,實際上等於沒賺到錢。還有那些罰則,實在太過分了。我以前從來沒有聽過工人在工廠掙不到錢的!這真叫做『血汗工廠』。」大熱天裡,他的黑頭髮閃著汗水的白光。後來我去春絲拜訪他們的出口經理賽莉娜・秦(Selina Qing)。她是老闆的女兒,30幾歲的人。她很緊張,為他們廠裡的做法辯解說:「工人老愛跑去上廁所,愛聊天,有時候還有人去告密。我們很難做。我們培訓工人,但是他們跑了。照現在中國的勞動法規,他們要走,我們不能不要他走。」這就是中國的民工就業時遭遇的困境。

*作者羅谷(Dexter Roberts),是美國駐派中國的資深記者,從1995年開始採訪報導中國長達23年,曾任《商業周刊》(Businessweek)中國社長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中國社長,採訪過無數中共高層、中國或外資企業的高層執行長,足跡遍布全中國各省,包括新疆、西藏等偏遠敏感地區,以及香港、澳門和台灣。本文選自作者第一本著作《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八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