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版 | 林韋地專欄:台灣想要有媒體自由 告別中天是不夠的 | 焦點新聞 | 20201214 | match生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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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韋地專欄:台灣想要有媒體自由 告別中天是不夠的

    上報     2020/12/14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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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過多日的紛紛擾擾之後,中天終於離開有線電視52台,轉戰網路。如預期的,台灣社會反應十分兩極,有人大聲叫好,有人痛罵新聞自由已死,民主已死,有些中天相關的媒體從業人員也配合上演各種悲情戲碼,同屬旺中的《中國時報》甚至打出「蔡政府的惡,超越蔣介石」的聳動標題。

    關於NCC處置中天的正當性,已有許多專家學者寫過。我個人認為,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讓台灣社會去反思,什麼是「自由」。

    因為經歷過數十年黨國統治的慘痛歷史,所以台灣社會自八零年代末解嚴開放以後,社會對自由的想像就是偏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即公權力絕對不介入巿場,包括對「媒體自由」和「新聞自由」也是相同理解,所以有了黨政軍退出三台/媒體,一切採放任主義,資本說了算,媒體是至高無上的第四權,國家絕對不可以管。在國民黨等同國家和政府的年代,知識分子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會有這樣的訴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對「黨國」的恐懼造成的後遺症是,對媒體自由的想像完全趨於巿場性,而疏於公共性。如果社會對自由的想像是新自由主義式的,那得到的自然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式的果實。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防火牆》一書裡寫的很清楚,媒體新自由主義化,剩下只有淺薄,因為資本控制了從業人員,收視率大於一切,越淺薄越吸晴的東西越多人看越受到吹捧,因此媒體的專業素養註定崩壞,如他所預言的,在十年二十年後,新自由主義的媒體巿場造就了我們今天知道的台灣媒體亂象。

    布迪厄的《防火牆》一書裡寫的只是電視,而在自媒體發達的現代,媒體新自由主義化的淺薄現象更嚴重。而很多人也很快意識到媒體可以影響選擇和政治結果,所以有強烈政治意圖又有資本者紛紛投入媒體經營,讓台灣媒體的顏色鮮明,有藍有綠有紅有白,各家電視台和報紙幾乎可以說是其老闆的自媒體,新聞想報什麼就報什麼,想吹捧誰就吹捧誰,想批判誰就批判誰,各家媒體如巨大的粉絲頁也聚集了各自的群眾,這讓台灣社會的公共討論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對新聞的認知完全斷裂,明明是同樣的一件事情,各方的認知卻可以完全不同,客觀事實都無法達成一致,提出再多的主觀意見也沒有意義。

    社會要有「自由」不等於「新自由主義」的認知,新自由主義其實是保守的,是反動的,是迎合霸權的。(攝影:張哲偉)

    以上這些問題在其他新自由主義國家如美國也有,而台灣作為一個小場域,媒體新自由主義化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即外國勢力太容易以資本和代理人的手段控制台灣的媒體,而大場域龐大的資本,是完全可以衝破和淹沒在地的資本所能抵抗的程度。若外國勢力控制了台灣的媒體,也就控制了台灣人民對事實的認知,自然也可以攻擊台灣的民主和控制台灣的政治。

    而以上的所有的問題的根源都來自公權力不介入媒體巿場,所以我們可以說,在台灣的現實下,公權力介入媒體巿場是必要的,剩下的只是如何介入的問題,可以透過反代理人法的立法,可以加強NCC的權限,可以用納稅人的錢注重資入公視對民營媒體做競爭性抑制。但這一切的前提是,社會要有「自由」不等於「新自由主義」的認知,新自由主義其實是保守的,是反動的,是迎合霸權的。如果這個認知不能確立,自然就會有很多人說「關中天是反媒體自由」,「為什麼主張獨立可以,主張統一不行」,而因為認知不正確,主政者和知識份子也畏於介入巿場,或論述不完整,而被說成是黨派惡鬥,或雙重標準。 真正的自由,必須在公權力適時介入巿場,不停修正,兩邊達成一個合理的平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達成。

    結論是,台灣社會想要有媒體自由,告別中天是不夠的,真正需要告別的是新自由主義。

    ※作者為《季風帶》發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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