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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敬一:李登輝把台灣的民主推到極限

    上報     2021/01/19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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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敬一:李登輝把台灣的民主推到極限


    在二十一世紀,全世界還有哪些國家專制、貧窮、非民主、統治者壓榨人民?答案大家都很清楚:非洲幾乎所有國家都還不算穩定的民主。中南美洲幾乎所有國家都僅在民主的起步,制度難謂穩定,人民生活也難謂富裕。東歐與中西亞及中東諸國或離民主有距離、或是在戰亂中殘喘,皆在艾塞默魯與羅賓森(A&R)所說的自由窄廊之外。中南半島、巴基斯坦等南亞諸國,也離政治民主相當遙遠。台灣與前述這些尚未走向民主的國家,有些什麼不同呢?

    榨取式殖民經驗,積重難返

    我們仔細看看前述尚未民主化的國家,大概可以發現:他們或是一、長期受到帝國主義殖民(如非洲、中南美洲、南亞)、或是二、長期被帝國主義強權占領(如東歐諸原蘇聯成員)、或是三、本身就是共產主義國家(如俄羅斯、中國、越南、北韓)。以上這個分類或有重疊,例如北韓與越南,先前都是帝國強權的殖民地,二次大戰結束殖民者離開之後,又變成共產主義國家。
    A&R的分析非常著重歷史脈絡。例如,他們曾經解釋:為什麼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占領的中南美洲沒有辦法孕育民主體制,而英國人與法國人占領的北美洲卻可以。A&R認為,倒不是因為英法兩國殖民者「好」、西班牙殖民者「不好」,而是因為在地環境的差異。我們以下將會解說,為什麼這個論述也可以應用到台灣。
    五百年前的中南美洲,聚落密集、人口眾多、金銀礦藏豐富。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者從來沒有想要「經營」南美,他們只是想要「榨取」(extract)在地的金銀珠寶,運回母國。由於中南美人口密集,所以西葡兩國可以輕鬆榨取,一個部落一個部落燒殺掠奪、欺騙勒索,就能金銀滿載而歸。基本上,「榨取」像是一種「採集狩獵」,而不是定居耕種畜養。殖民者「逐金銀而居」,把在地部落當成狩獵對象,不想定下來累積任何資本。
    但是英法殖民者到北美,卻發現環境截然不同。北美既少金銀,且人口部落密度低、聚落疏散,根本無從榨取。是在這麼不得不然的環境之下,英法殖民者「只好」在地開墾、放牧、建築、設廠,是一種截然不同的殖民經營,A&R稱之為「廣納型」(inclusive)。A&R認為也只有在「廣納型」的政治經濟環境下,才可能創造、支撐民主自由的體制,維持經濟成長的制度動能。

    拉丁美洲「懷璧其罪」

    我必須再強調一遍:殖民者在本質上都是要榨取殖民地的,絕對沒有好壞之分。之所以作為上有所不同,是因為環境使然。中南美洲的印地安人像是「懷璧其罪」,資源太豐富,反而招來最惡劣的殖民者對待。
    以榨取為主的中南美洲,不但沒有共同開發的社會群體,也沒有需要維護的產權利益,當然也就沒有社會制衡網絡。(湯森路透)
    前述兩種殖民方式,會產生什麼不同呢?A&R的分析是這樣的。他們認為:北美洲的開墾、放牧、建設模式,因為人口太少土地太大,必須要糾合眾人方能成事,又必須以提供誘因吸引人民參與為前提(例如美國中西部早年的土地放領政策),且必須要保障開拓者的利益,才能創造「恆產恆心」的開拓衝勁。但是久而久之,這些各行各業的共同開發者散布既廣,也有要求政府遵守先前承諾的共同目標,遂給政府廣泛的制衡壓力。這就促成社會力量的廣納凝聚,形成制衡政府的大框架、大環境。
    但是在以榨取為主的中南美洲,不但沒有共同開發的社會群體,也沒有需要維護的產權利益,當然也就沒有社會制衡網絡。此外,西葡殖民者一個部落接一個部落的榨取,也造就了一個「彼可取而代之」的政治氛圍,於是踢走一個獨裁者換另外一個獨裁者是常見戲碼,大家依樣畫葫蘆,照樣榨取,正是許多中南美洲、非洲「獨裁更迭」的寫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初方稍訖。幾百年下來,中南美洲殖民地面對這樣的榨取模式,幾乎已經是統治的常態,於是人民根本不想置產(以免後來又被榨取)。一旦殖民者在二次大戰之後倏然走人,那些國家便新冒出來一批在地統治者。在榨取統治文化的長期浸淫下,他們的作為,怎麼可能有所不同?
    此外,在非洲殖民的諸國還有一個本質上即為榨取的常態,遂行了數百年,就是奴隸販售。英法等殖民者到處抓在地原住民黑人,更像是把人當獵物般「狩獵」,抓到了就送上船,運往美洲,只要船上「獵物」死亡率得以控制,且新大陸奴隸售價抵得上大西洋半個月的運費,就是奴隸交易的利益。如此一個部落、一個部落搜刮奴隸,完全沒有建設意圖,那正是榨取模式的典型。

    外來勢力的「土斷」壓力

    我們可以把A&R的理論套用在台灣,看看台灣政經體制在一九七○年代究竟是「榨取型」或是「廣納型」?二十幾年前,我與幾位台大經濟系同事共同撰寫過《解構黨國資本主義》,整理國民黨黨國不分、政黨兼營利事業的理論錯誤。但是就經濟面而言,除了相對少數的黨營事業,台灣的資本主義大環境還是容得下其他的利益追尋者;這與菲律賓、印尼等地「裙帶資本主義」廣泛,有相當的距離。
    文獻記述:印尼的蘇哈托與菲律賓的馬可仕,幾乎把全國近九○%的重要企業、職位,都由親朋好友分杯羹,台灣的商場卻完全沒有這種現象。當時台灣政府在政治面卻頗有強壓之勢:萬年總統、萬年國會、限制政黨、管制媒體、情治監控等都是。此外,重要政府官職幾乎不成比例的是外省人,但是在經濟方面卻頗為廣納。這像是政治/經濟的雙軌模式。
    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面卻頗有強壓之勢,重要政府官職幾乎不成比例的是外省人,但是在經濟方面卻頗為廣納。(湯森路透)
    但是時間一久,雖然最高層統治者還是外來,但絕大多數人民的「省籍源頭」自然淡化,朝「土斷」方向挪移。政治面的不平等終究漸趨弱化。這樣的氛圍,逐步強化了「廣納」的大環境,漸漸形成一個全民的社會制衡壓力(例如新世代大學生的廣泛參與,一九九○年的野百合學運,天然獨世代的成形),應該有助於台灣的民主形塑。
    總之,我認為二次大戰後台灣的政經環境,與拉丁美洲諸國所謂「第三波民主」的國家,有相當的差別。台灣沒有什麼豐富的礦產資源可供搜刮掠奪。台灣平原面積狹窄,河流短促不利灌溉。也因為如此,日本的殖民並沒有像拉丁美洲那樣,在台灣留下「廣泛榨取」的惡劣政治文化。沒有「懷璧」,是福爾摩沙的幸運。也許,這也是台灣在一九八○年後,能夠逐步邁進「自由窄廊」的部分原因。

    由萬年國會到總統直選

    當然,台灣沒有外患壓力、沒有懷璧其罪、日本殖民時期沒有遭受「榨取式」的統治、在島內民主運動推動關鍵時刻(美麗島事件之後)又有諸多外在因素逼得主政者不得不退讓等,都有利於台灣的民主轉型。但是除此之外,李登輝前總統絕對也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李先生在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去世後接任總統,至二○○○年卸任,任期將近十二年。他在任內透過數次修憲,改變了久受詬病的萬年國會、建立了總統直接民選、逐步塑造了政治的「本土化」。他巧妙地利用民間的支持與社會運動,轉換為政治改革的壓力,一步步將台灣帶往民主的方向。他二○○○年卸任之時,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也完成了第一次的政黨輪替。首次政黨輪替在許多國家都免不了腥風血雨,但是在台灣卻異常平和,這也是李登輝被稱為「民主先生」的原因之一。在這個過程之中,李登輝總統如何扭轉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值得我們仔細觀察。以下的例子,恰可援引為討論。
    在《錢復回憶錄》中,錢先生認為「大陸政策的位階應該高於外交政策」,「大陸政策就是國家統一政策,只要我們堅持這項政策,台澎金馬地區的安全應該是能保持的」;這大概是錢先生與當年許多國民黨高官的判斷。到了二○二○年,有多少台灣人會同意錢先生所說的「國家統一政策」,令人存疑。但在當時,那就是主流觀點。

    李總統外交戰場的戰略突破

    在回憶錄中,錢復先生一再提到,李總統一九九五年訪美並到康乃爾大學演講,他深不以為然。錢復說,這個訪問「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而李登輝透過劉泰英請卡西迪公司遊說,繞過美國國務院與國安單位,也讓這些美國外交機關對台灣甚為不滿,以後也就常給台灣穿小鞋,讓台灣在外交上吃足苦頭。用白話文說,在錢先生來看,李登輝訪美是「戰術成功戰略失敗」、「贏了小戰鬥輸了大戰局」。
    我們都同意,所有作戰都切忌「戰術成功戰略失敗」。如果李登輝訪美只是完成一項個人成就,是「一次性消費」,那麼為此付出「美國國務院對台灣深惡痛絕」的代價,就頗為不值得。但是李登輝訪美究竟有沒有戰略意義呢?我認為此事可以討論,未必如錢先生斬釘截鐵所言那樣「只有象徵意義」。
    錢復認為,李登輝一九九五年訪美並到康乃爾大學演講,「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湯森路透)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老共就不斷在國際場域給台灣畫紅線。這些紅線有些是清楚明白的,有些則依老共高興,隨時調整挪移。例如,中華民國什麼層級的官員可以或不可以到美國做什麼形式的訪問,頂多只是一個未形諸文字的「了解」,並不是一個剛性的緊箍咒。一旦柔性的了解慢慢形成剛性束縛,好像台灣總統就只能過境、不能「去85度C買咖啡」,甚至形成美國或台灣的「自我檢查」項目,那台灣就有必要思考:我們要不要突破一下。這個突破,不能說它只有象徵意義、沒有實質意義。它的實質意義就是:中華民國作為主權獨立國家,可以選擇不接受你老共畫的紅線。我們不但要突破,甚至還要光天化日之下突破。適時釋放這個訊息,絕對是戰略面的。

    主權國家的尊嚴與底線

    當然,我們不必「故意跨線」刺激北京,但是我們也絕不能接受「北京說是紅線就是紅線,然後我們每天自我檢查」。如果台灣這麼懦弱,即使不論台灣民意接受與否,我們在兩岸鬥爭中就已經輸了八成。台灣偶爾不理會老共畫的紅線,固然要仔細評估,在戰略戰術面做考量,不能為了戰術而犧牲戰略。但是,錢復先生將「國家元首訪美」視為只有象徵意義,我認為只是他基於意識形態的判斷。
    至於李前總統自洽卡西迪公司,繞過外交體系另軌運作,我相信在國際上並非首例。差不多同時,沈君山先生也多次與江澤民會談,依沈君山《浮生三記》所載,他也沒有經過陸委會,但最後都直接向李登輝報告。當總統對部會首長保留一些祕密的時候,這位首長的進退依止,就是一個個人的判斷。
    由以上所述可知,李登輝總統可以說是用一個人的意志力,去翻轉整個外交體系的思維。他繞過外交部,自己尋找遊說管道,得到美國總統的同意,硬是闖過老共畫下的紅線,一方面在國際上宣示「台灣有自己的路線」,另一方面也凝聚台灣人民的主體意志。這些,都不是簡單的事,李登輝扮演的角色絕對是關鍵的。李登輝總統訪美,台灣只是「關說、請託」美國行政當局。台灣與美國的關係不像中南美洲國家那麼複雜,由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台灣在地緣位置上的幸運。

    什麼是民主?什麼是獨立?

    在李登輝先生擔任總統期間,台灣完成了國會改選、總統直選、政黨輪替,並且在國際上硬是跨越中國畫定的紅線。這些是什麼呢?我認為就只有兩個字:「民主」。當一個國家所有重要的官員、民意代表、政黨更迭、法律制定、外交政策等,全都由人民依憲政程序自己決定時,這個國家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
    當年沈君山先生與中國江澤民主席對談的時候,也清楚表達台灣「民主」的重要。江澤民偶爾會提出兩岸統一的期待,希望李登輝總統如何做、如何宣示之類。沈君山的回應往往是:台灣現在的體制是個民主體制,即使李總統要做什麼決定,還是要與民意大方向相契合,否則總統自己的權力都不穩固。民主在內是個權力的制衡,但是對外,卻也是非常自然的框架限制。我們的大陸政策究竟是不是錢復所說的「統一政策」,只有台灣人民透過民主程序才能回答。
    有位政府官員跟我講過一個故事。大約三十年前,有一回該官員有機會訪問李前總統,大致是問以下的問題:「總統先生,台灣現在有兩個大問題在拉鋸,一是統一/獨立,二是民主/威權(意指萬年國會、刑法一百條未廢除等),作為總統,您怎麼看這兩個問題?」李總統的答覆非常有智慧:「我優先追求台灣民主;民主走到極限,就是獨立!」有許多人批評李前總統台獨,其實我認為他只是「把台灣民主推到極限」。

    ※本文摘自作者新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印刻文學出版),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李登輝接下台灣民主轉型第二棒」。
    關於作者:
    朱敬一   1955年出生於台北市,29歲獲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1998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為台灣獲選最年輕的院士。2003年渠獲頒總統科學獎,當時也是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第一位獲獎者。曾任中研院副院長、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委、我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常任代表等職。2010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2017年復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NAS)海外院士,是亞洲第一位獲選的社會科學研究者。   除學術期刊論文外,通俗著作有《牧羊人讀書筆記》、《給青年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講社會科學:台灣社會的新世紀挑戰》、《經濟學的新視野》等。
    延伸閱讀:
    ● 鄭麗君:以民主深化迎向民主的挑戰—記朱敬一新書《維尼、跳虎與台灣民主》
    ●朱敬一:「永續發展」與九二共識
    ●朱敬一:網路經濟可以「封鎖」嗎? -讀《經濟學人》專論有感
    ●朱敬一:《趙紫陽傳 -一位失敗改革家的一生》讀後
    ●朱敬一:《出賣中國》與《金錢密界》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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