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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型正義相對論:威權象徵、不義遺址和空間解嚴-楊翠、林蔚昀與Pawel Gorecki的對談

    上報     2021/01/22 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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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型正義相對論:威權象徵、不義遺址和空間解嚴-楊翠、林蔚昀與Pawel Gorecki的對談


    前言:

    2019 年初,促轉會規劃「轉型正義相對論」,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工作者進行對談,期望深化轉型正義的社會對話,撞擊出更多元豐富的思想火花。

    其中,楊翠主委與作家林蔚昀,以及她的波蘭先生Pawel Gorecki(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總計進行了三次對談,議題包含轉型正義、民主、人權的價值;轉型正義如何進行空間轉型與價值重整;轉型正義應該做什麼?應該避免什麼?林蔚昀以其敏銳的作家之眼,以及波蘭文學翻譯者的跨界視域,Pawel Gorecki則以其藝術工作者的自由心靈,以及社會運動者的批判觀點,提出各種精彩的意見,同時,兩位都深入反思波蘭轉型正義成果的價值與問題,從本土與世界的雙向觀點,為台灣的國家轉型正義工程,提供深刻、犀利、多元的參考體。

    林蔚昀與Pawel Gorecki對威權統治的反省,對轉型正義的思辨,對自由與人權價值的堅持,對台灣主體的堅定立場,以及充滿理性思辨與感性熱忱的話語,讓對話現場流動著溫度,成為鼓舞我們持續前行的能動量。

    楊翠:威權象徵,就是以威權統治者的形象所做的各種紀念物,像是統治者的塑像,或是用統治者的名字,來為街道、廣場、禮堂……等公共空間命名,用來增加威權統治者的威信,甚至將他神格化。

    這些紀念物,大多數是在統治者過世後出現,有時在統治者生前就開始建造了。威權統治者只是一個人,生涯有限,但他過世後,卻可以藉著象徵物,無限長出來,在人們的生活空間到處現身,無處不在。

    威權象徵讓威權統治者的生涯變成無限,我們會錯覺,他沒有走,他還在,他的偉大也還在,他會一直偉大下去,他應該一直偉大下去。這就是威權象徵所發揮的影響。

    蔣介石就是一個一直偉大下去,生涯無限延長的例子。他統治台灣29年,1975年過世後,政府立刻公告了《永久紀念總統蔣公辦法》,規定各縣市都必須設「蔣公銅像」,還說「其式樣由內政部統一訂頒」。內政部後來果然公布了《塑建總統蔣公注意事項》。

    因為由上而下的法令與命令,所以,「蔣公銅像」一個一個長出來。到現在,他已經過世45年了,象徵物還是大量存在,長命百歲。現在45歲以下的人,都沒有跟蔣介石生活在同一個時空,卻感覺他就在生活之中,沒有離去,感覺「我好崇拜他」,感覺他很偉大。

    這就是威權遺緒,這就表示威權意識與黨國意識形態,藉由銅像等象徵物還魂,還在糾纏我們。
    蔣介石已經過世45年了,象徵物還是大量存在,長命百歲。(本報資料照片)
    所以,我們不是直接把威權統治者的象徵物弄不見,就可以解決這些延伸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威權遺緒。我們需要面對它、討論它,一起思考,如何透過重新定義,什麼「偉人」(威權統治者),他跟我的關係是什麼,空間跟我的關係是什麼,然後一起進行空間解嚴。

    空間解嚴,是一個國家體現空間美學和行動美學的關鍵時刻。銅像可以移除,可以轉化為藝術品,可以兩種歷史說明並置,也可以去kuso它,總之,必須一起面對、討論、處理,把空間歸還給民主社會中的大眾主體。

    不義遺址則剛好相反,是人民受到國家暴力的場所,是國家大規模侵害人權,如羈押、審判、刑求、監禁、槍斃、埋葬的場所。能夠做為國家執行人權侵害的場所,通常都是行政機關。

    另外,還有一些場所,它不是機關,它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空間的某一處,大家本來在那裡生活得好好的,某一天,突然來了一群人,發生了一些事件。像在二二八事件中,八堵火車站的集體屠殺、南港坑道發現台灣菁英遺體的現場,甚至,有受難者家屬會說,我爸爸就是從我家被抓走的,我爸爸是從工廠、從學校,從朋友家中被抓走的,是在這條街上、這座公園裡被槍斃的。這些地點是受害者及家屬的傷痛空間,是重要的歷史現場,也不能被遺忘。 
    楊翠說,威權象徵讓威權統治者的生涯變成無限,我們會錯覺,他沒有走,他還在,他的偉大也還在,他會一直偉大下去。(圖片由講者提供)
    不義遺址,是國家大規模侵害人權的發生地,有代表國家的行政機關,也有傷痛地點與歷史現場,它們曾是我們日常的家園空間、生活場域,卻因為被統治者侵入後而變形,成為帶著傷痛主體的記憶空間。

    不論是促轉會審定為不義遺址,或是曾發生過事件的歷史現場,這些地點都應該要保留下來。那是傷痛記憶的承載空間,可以用來指認歷史,見證歷史,如果空間不見了,這我們就失去指認記憶的媒介,歷史就會被抹除。

    所以,保留不義遺址,有三個意義,第一是保留歷史、還原歷史;第二是可以撫慰傷痛者;第三是做為集體記憶的共同空間。像最近民間在發動的湯德章故居的保存,就是地方的人們覺得,這個空間對我們很重要,是我們地方的歷史記憶,需要保留下來。

    林蔚昀:老師說的蔣介石不斷延伸,讓我聯想到日本漫畫家伊藤潤二的《富江》,富江是一個怪怪美少女,她非常漂亮,人見人愛,但是愛上她的人都會想把她殺死。但殺死了以後富江並不會死,而是她的每一塊屍塊會繼續增生、延伸,變成一個新的富江。在富江系列的短篇中,她被各種人各種方式殺死,但還是都會回來。這意象太強烈了,忍不住讓我聯想到,蔣介石就像富江,他雖然過世了,但銅像仍在。即使有一天銅像消失了,但搞不好他的精神仍在,變成一百個,變成千千萬萬個。蔣介石的銅像和精神如何消失、除魅,是很困難的問題,我們還沒想到怎麼把精神除魅的話,至少就先把銅像除魅吧。目前我們可以確定的是銅像就弄成一百塊他也不會再變成一百塊,不會變成富江(笑)。

    我同意剛才老師所說的,並不是我們把銅像移掉就沒事了,還要看怎麼移,是否移得有意義。台南女中之前就有一個蔣介石銅像,矗立在埋藏了白色恐怖受難者丁窈窕髮絲的「人權樹」對面。根據當時的南女學生郭婷瑋和鄭韶昀在蘋果日報的投書〈南女學生:學校拆了銅像,然後呢?〉(2017/03/12),早在2004年,校務會議上就已通過「移置蔣介石銅像,放置藝術雕塑品」草案,當時因為「沒有合適的藝術品」而遲遲未動工。2017年台南女中百年校慶,校務會議上的臨時動議,又再次提出了銅像拆除案,學校因為校友會將捐贈一個合適的替代品,決定用其「置換」蔣介石銅像,於是就在毫無施工公告的情況下拆除校園中的蔣介石銅像。銅像離開校園,本來應該是好事一件,但問題是,學校如此草率、「低調」地拆除銅像,不免讓人疑惑,學校是否想要避重就輕,不想直接面對轉型正義問題,不想向學生機會教育這一段歷史?

    銅像消失了,威權壓迫的歷史和記憶是不是也會跟著消失呢?這是有可能的,學生來來去去,以後的學生搞不好根本不會知道,政治力量曾經介入校園。郭婷瑋和鄭韶昀在投書中提到,以前對別人介紹校景,路過銅像時,她們總會搭配著與銅像隔著操場相望的「人權樹」的故事一併介紹,並且說:「丁窈窕樹和蔣介石銅像對望真是諷刺!」當銅像不再,郭婷瑋和鄭韶昀也想問:「缺乏對不義政權的記憶點,當時對人權的迫害與金龜樹的意義,還會繼續深根於南女人心中嗎?」

    這個銅像的故事並沒有在此結束。離開台南女中後,它被輾轉捐給南瀛眷村文化館,之後又被放在台南永康精忠新城社區前,在蔣公誕辰揭幕,象徵「蔣公重生」(見〈蔣公誕辰紀念日 蔣公銅像在台南永康「重生」〉,2017/10/31,中時,曹婷婷報導)……這是富江故事的真實版啊,比富江本人還不可思議。
    作家林蔚昀,以及她的波蘭先生Pawel Gorecki(行為藝術家,社會運動者)。(圖片由講者提供)
    Pawel Gorecki:我注意到不義遺址的數量是51個,我試著去想如果同樣的情況放在波蘭,波蘭應該要有幾個不義遺址。如果用當時的人口比例算,台灣那麼小、人那麼少就有51個,波蘭那麼大、人那麼多,應該要有150個,但是絕對沒有150個。臺台灣這51個不義遺址告訴我們:這是國家級的恐怖。波蘭那時候沒有史達林的集中營,集中營有兩個,是關德國人的。雖然有史達林主義,五〇年代有謀殺,有審判,有抗爭,但是沒有像台灣這樣的事情,台灣這樣的事情是國家級的恐怖,是政府大規模、有計劃的極權主義的行為。認知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事。

    一千個蔣介石銅像,這個也很撼動我,照比例算的話波蘭應該要有幾千個列寧吧,但是並沒有。為什麼沒有呢?因為波蘭的現實和台灣的現實是完全不同的。但我想起,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代有各種標語(比如:國家跟黨同在,或是社會主義怎樣怎樣),這個比雕像還多,但這些東西不是一直都在那裡的,它們會在工廠上,或是拉起的布幔上,在路旁的牌子。這些東西都必須要去更新、維修。1989年波蘭民主化後,這些標語、口號都不見了。在波蘭人民共和國時代,波蘭人就是住在一個充滿了各種視覺化的意識形態的現實裡,而且這些東西真的有效,看到這些標語,我會記得我是活在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而誰是掌權的人。這些標語也讓我陷入一種矛盾。像這句口號「國際和平,社會主義是為了世界和平而戰」,我就覺得是很矛盾衝突的事,因為我希望社會主義垮台,但我又想要去維護世界和平。

    我想談談去除威權象徵,和去除威權象徵之後,所衍生的問題。威權象徵當然要去除,包括雕像、錢幣、郵票,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他們存在的話,他們就會成為現實。但是把這些去除之後,就會留下空洞,空洞要如何填補?或者,更精確的說法是:空洞要如何利用?我們需要去利用這個空間。你把空間清除了,清除了意識形態,清除了威權統治,就像清除雜草一樣,那我們有一塊空地,有花園,應該要種花,我們不應該把他放在那裡,讓隱形的手去碰他。應該放什麼呢?應該種什麼呢?就像上一次講到的,一些價值,就像人權價值、友善兒童的價值、公園。可能有文化和娛樂,共同營造健康氛圍。我們當然需要面對威權歷史的博物館,但我們也需要以上提到的東西。

    關於對談者:

    楊翠,1962年生,台中人。台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借調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主任委員。學術關懷跨界文學、歷史、性別,聚焦於台灣婦女史、女性小說、原住民女性文學。文學創作以散文、人物報導文學為主。無論學術研究或文學創作,核心關懷都是主體對於家園的離/返思辨,以及返家的路徑。

    Pawel Gorecki,谷柏威,詩人,行為藝術家,攝影師,政治哲學家。2016年,他從波蘭移居台灣。目前,他在波蘭政治圈和學術圈遊說,為了讓台灣的國家地位受到認可。他曾在台灣、泰國、南韓的行為藝術節演出,關注台灣和葉門戰火下的孩童。他的詩作收錄於《創世紀詩刊》、《爸爸是怎樣練成的》、《爵士詩選》中。

    林蔚昀,1982年生,台北人。長年致力在台灣推廣波蘭文學,於2013年獲得波蘭文化部頒發波蘭文化功勳獎章,是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台灣人。著有《我媽媽的寄生蟲》、《易鄉人》、《自己和不是自己的房間》等書,譯有《鱷魚街》、《黑色的歌》、《布魯卡的日記: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的孤兒之家故事》、《當我再次是個孩子:波蘭兒童人權之父選集》等作。 蔣萬安擬提返還戒嚴受害者財產 台灣基進批:轉型正義非洗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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